半岛体育中国新一轮重工业化成因与影响基于省级数据的经验证据docx

　　———基于省级数据的经验证据赵佳佳东北财经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116025;东北财经大学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中心116025)内容摘要:进入21世纪后中国重工业增长速度显著加快，关于这一轮重工业化的成因和影响存在较多争议，本文使用30个省级行政区13年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收入提高带来了重工业化”的观点存在夸大成分;政府干预在这一轮重工业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民营企业的参与对重工业化发挥了一定作用;重工业化没有影响到总体从业人员增长半岛体育，也没有影响到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增长，没有证据表明重工业化会恶化就业。关键词:重工业化经济发展政府干预就业中图分类号:F120文章编号:1005010一、引言进入21世纪后中国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重工业产业增长速度显著加快，煤炭、石油、电力、钢铁、化工、有色金属、机械、建材等成为引领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图描绘了中国1991来的重工业、轻工业总产值和重工业比重情况，可以看出1999年中国重工业开始加速增长，此时重工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接近60%2011年这一比重达到71〃8%，这个比例有多高呢?我们可以做几个对比，一般认为，计划经济年代中国实行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半岛体育，但是在计划经济年代重工业比重最高的1960年，这一比重也才达到66〃4%;“四五”时期重工业总产值比重帄均为55〃9%，这是计划经济时代重工业比重最高的一个“五年计划”;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重工业总产值比重都维持在50%60%之间。很多学者把最近重工业高速增长的现象称为新一轮重工业化，以区别于计划经济年代的重工业化，围绕新一轮重工业化引发了不少讨论甚至争论，归纳而言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问题:中国是否进入了所谓的“重工业化阶段”?新一轮重工业化的原因是什么?是政府推动抑或是市场拉动?新一轮重工业化会带来什么影响?会不会恶化就业?这些争论的背后其实是如何看待这次重工业化问题，它究竟代表着产业结构的升级还是倒退，本文主要从实证的角度对上述问题展开探讨，力图找出一些经验证据，并为中国制定经济发展政策提供参考。二、相关文献综述重工业阶段的论述最早可以追溯到德国经济学家Hoffmann(1931)，他通过观察各国制造业发收稿日期:2014基金项目: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重点项目(L12AJY001)“自然资源环境约束下辽宁重化工业发展战略研究”重工业、轻工业总产值(单位:万亿元)与重工业总产值比重数据来源:根据中经网统计数据库中的数据整理展情况得出了“Hoffmann定理”，即按照消费品工业主要是轻工业)和资本品工业的产值比例，工业化可分为四个阶段，其中前两个阶段消费品工业占主导，第三个阶段消费品工业与资本品工业比例达到帄衡，第四个阶段资本品工业占主导认为这个所谓的“Hoffmann定理”在先行工业化国家并没有应验，工业化后期以后发展得最快的并不是工业而是服务业，他说“我国经济发展已经整体上进入重工业化发展阶段”是一个早已过时的命题认为重工业化不符合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重工业热”并非中国经济发展到某个阶段产业升级自然带来的结果。但也有学者持不同观点，刘世锦(2004，2005认为“从中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看，做出进入新的重化工业阶段的判断也是合乎逻辑的”，“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找不到这样的先例:一个大的经济体没有经过重工业加快发展阶段而进入了后工业社会康宁和王剑(2005的跨国经验也发现半岛体育，除少数国家如爱尔兰和新加坡外，几乎所有工业化国家都经历过重化工业阶段，他们认为中国已经进入重化工业化阶“Hoffmann定理”是能够被历史经验证明的，定理虽然没有发现工业化后期产业结构将以服务业为主，但也没有说进入重工业化阶段以后永远都要以重工业为主，对于中国是否进入重化工业化阶段半岛体育，他们也持肯定态度关于中国重工业化的原因，林毅夫(2005认为以四大国有银行为主的银行体系鼓励了资本密集的大企业发展，抑制了劳动密集型企业发展认为各地党政领导决定本地的支柱产业，产值大、税收高的重化工业容易得到支持认为新一轮重化工业化适应了居民消费结构升级需要，是以市场需求为基础的，大多数投资者已经不是政府，较大比例是非国有经济的投资者简新华和余江(2006认为重新重工业化趋势主要不是政府调节的产物，是居民收入上升和消费结构升级带动的，此外吕铁(2007等也都认为重工业化发展主要是居民收入上升和消费结构升级的结果［9］［10］对于重工业快速增长的影响，学者们主要提到它会带来三个方面的问题:消耗能源、污染环境和恶化就业，前两个问题基本没有争议，但在是否会恶化就业问题上学者们的看法并不一致。林认为同等投资条件下重工业创造的就业机会仅为轻工业的三分之一，且重工业需要的是专业技术产业工人，因此“重工业热”无法吸纳教育水帄较低的农村劳动力为中国经济结构重型化抑制了服务业的发展，不利于解决城市新增劳动力就业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孙咏梅(2008也认为发展资本密集型重工业会限制就业机会的增长［11］。但简新华和余认为重工业发展不仅不会恶化就业，从总体和长期来看重工业化有利于解决就业，他们给出的理由是，重工业本身会吸纳就业，同时还会促进轻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的实证检验表明“重新”重工业化没有恶化就业，长期来看还促进了就业［12］2005)认为“产业结构当然会不断升级，但这一轮重工业化应该讲还是有点走进了岔路2006a)也提到“……片面追求经济结构重型化的浪潮已经给国民经济带来以下。持肯定意见的如刘世锦(2004)认为“中国经济正在进入重化工业发挥特殊重要作用的阶段，这样的特征并不是随机和短期的，而具有中长期意义。”再如简新华和余江(2006认为“如果不再次大力发展重工业，到2020年就不可能完成基本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任务。”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凡是认为重工业化是产业结构倒退的学者都认为这一轮重工业化是政府主导的，凡是认为重工业化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学者都认为这一轮重工业化是市场主导的，这反映出十四大以来“市场配置资源”的思想已经成为主流。在世界范围内“重工业化阶段”并没有公认和清晰的标准，因此是否给中国这一时期贴上“重工业化阶段”的标签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确是中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个现象，必须对其做出解释:它是怎么形成的?它会给我们带来什么?从上述文献回顾来看，学者们对于这两个问题分析大部分是感性判断，少有实证性研究，这可能是因为学者们在讨论这一问题时，重工业化阶段才开始不久，受样本数量限制难以进行相关实证检验。如朱劲松和刘传江(2006)使用了19812004年的时间序列样本检验了“重新”重工业化与就业的关系［12］，总共24个样本中“重新”重工业化时期的样本仅个，因此严格来讲他们并没有检验“重新”重工业化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目前积累的数据能够允许我们做相关的实证检验，尤其是可以利用兼具时间单位和截面单位的面板数 据，在实证检验中缺失变量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而面板数据可以大大缓解这一问题。本文的实证 工作围绕以下两个问题展开: 新一轮重工业化受那些因素影响? 它是否恶化了就业? 三、理论和假说 经验表明，经济发展过程中始终伴随着结构的变化，Kuznets( 1957 、Chenery(1960 等较早注意到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农业的比重会逐渐下降，而服务业的比重会逐渐上升 ［13］［1 ，这一经验性事实后来被称为 Kuznets 事实。与 Kuznets 事实形成鲜明对比的另一个经验观察是，长期中还存在一 些相对稳定的经济变量，Kaldor( 1961) 总结认为经济增长率、劳动收入份额、利率等在长期经济增 长中都是基本不变的量 ［15］ ，这一事实后来被称为 Kaldor 事实。一直以来经济理论无法调和这两个 事实，新古典的增长理论仅解释了 Kaldor 事实，而发展经济学理论仅解释了 Kuznets 事实。最近很 多经济学家认为两者可以在理论上共存，Kongsamut，Ｒebelo Xie(1997) 从需求侧出发建立了一 个模型，其中各种产品具有不同的需求收入弹性，他们发现如果偏好和技术参数满足一定条件， Kuznets 事实和 Kaldor 事实可以同时成立 ［16］ 。Ngai Pissarides(2004 从供给侧出发建立了一个模型，他们的模型中各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使劳动力从技术进步快的部门流向 技术慢的部门，但是整个增长过程满足 Kaldor 事实 ［17］ Pissarides(2004) 的供给侧分析 类似，Acemoglu Guerrieri(2006) 也认为是技术变化导致了结构变化，同时他们还考虑了资本密 度的差异，得出 Kuznets 事实和 Kaldor 事实可以并存的结论 ［18］ 中国新一轮重工业化的成因同样可从需求侧和供给侧进行分析，简新华和余江(2006) 认为人 均国内生产总值到达 1000 美元后，消费结构将由温饱型向发展型、享受型升级，对汽车、住房需求 会大幅增加，进而带动重工业部门的发展 。背后的理论是重工业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大于轻工业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居民收入水帄提高后重工业部门就会有更大的扩张。1999 年中国人均国 内生产总值为 7159 元，如果按当年汇率折算为 865 美元，已经接近 1000 美元，此时正是新一轮重 工业加速增长开始，因此经济发展水帄提高可能带来了重工业化，如果事实是否如此呢? 我们将 其作为第一个待验证的假说: 假说( 经济发展水帄提高会带来重工业化Ngai Pissarides(2004) 、Acemoglu Guerrieri(2006) 从供给侧分析了技术差异导致了各产业 的不帄衡增长 7］［18］，对于中国而言，政府干预对各产业不帄衡增长的影响更大半岛体育。吴敬琏( 2006a) 产业发展机会不均等，如1998 2008年两次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政府都实施了宽松的财政政